一汉十一年春,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威名赫赫的大将韩信在长乐宫被斩。罪名是谋反。之前，他就因为这个被夺爵削封，从统辖两淮一带八十八城的楚王贬为不过拥有几千个农户的淮阴侯。时在汉六年十月。不过，前一次谋反虚实难辨，这一次却是板上钉钉，证据确凿。
当时汉高祖刘邦正带领大军忙于平定钜鹿太守陈g的反叛，朝内空虚。韩信见时机来到，暗中给陈g送信，打算里应外合，一举刘氏王朝。反叛，风险至大也！不要说是在封建王朝，就是在现在的国家，弄不好也有牢狱之灾。如此关乎自己九族安危的大事，韩信却没有严格作好保密工作。事情正在准备中，他却要杀掉一名得罪了他的手下人。手下人的弟弟怀恨在心，偷偷向朝廷告了密。鉴于韩信的威名，留守的吕太后不免有些紧张。
还好，此刻还有忠心耿耿的老丞相萧何在朝中。这位发现韩信军事才能的伯乐，历史仿佛注定又要要他来毁灭这匹千里马。萧何定计，诈称前线传来高祖平叛胜利的，按例，百官都要进宫朝贺，半信半疑的韩信刚一进宫，就被武士们捆了个结结实实。也不需要等刘邦回来了，也不需要经过什么司法程序了，特事特办，干脆利落，吕太后一声令下，就在长乐宫的钟室，一代名将身首异处。对于名人离开这个世界去远游时留下的，我们臃肿的历史从不吝惜自己的页面进行记录，反正内容已是那么庞博了，再多几行字又何妨，何况韩信又是那么一位军事奇才，没有理由不记。于是，严谨的太史公司马迁带着复杂的感情记下了下面的话：“信之方斩，日，‘吾悔不用蒯通之言计，乃为儿女子所诈，岂非天哉！’”
在人生最后极其有限的时间里想到蒯通，那是最自然不过的反应。当初若是听了蒯通的话，以他的实力，也许头颅落地的是现在发号施令的人了。最是让他不能忍受的是，建立了盖世功勋的大丈夫竟然要死在一位女子之手，这更让他恨如云山千叠。不过，事已至此，又有什么法子呢！思绪一转，如同他一生中那位唯一的对手项羽那样，也如同迷信天命的无数中国人那样，他长叹一声，将这无法接受的一切归之于上天的安排，黯然上路……
平心而论,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记述虽然没有做到真正的“不彰美，不隐恶”，还是比较客观、公允的。即以他写楚汉相争的两大巨头刘邦和项羽而言，写刘邦，他写了他的知人善任、宽宏大量，也写了他的粗鄙言行，无赖嘴脸；写项羽，既写他纵火的残暴、刚愎自用的愚昧，也写了他对下属和士兵的仁爱关怀、对敌人作战的英勇无敌。
饶是这样，后人还对他不太满意。有人就在和县的霸王祠题联说到“司马迁本汉臣，本纪一篇，不信史官无曲笔”，那意思是说他在写项羽时有歪曲英雄的嫌疑。没办法，谁叫你老人家是千古家呢，高人就要高标准要求嘛！回过头来再说韩信，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所占篇幅在书中仅次于写刘邦和项羽的，是司马迁重点记述的人物。在这篇文章中，司马迁用浓墨重彩写了韩信的赫赫武功，而对他功成名就直到谋反被杀，则只是泛泛而写，三两下就收了尾，由此不难看出太史公对韩信的欣赏之情。或有人言，风云年代有事可记，当然要重点记述，天下已定时无事可记，自然要简单、平淡。这话看似有理，其实不然。韩信这么一位叛逆之臣，因为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而使得封建史家无法绕开，但如果一味站在正统的立场，则很容易将注意力放在其谋反的事情上，假使作者再缺点良知，完全可以往里面添点油，加点醋，甚至篡改史实，掩盖真相。那样的话，韩信就是一位人人得而诛之的乱臣贼子了。
正是司马迁这样史家秉笔直书，一个在风云激荡的时代里个性鲜明、特立独行的千古名将才会栩栩然活在后来人的精神世界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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